石榴云/新疆日报记者赵梅

在海拔4500余米的高原生活是什么感觉？6月底至7月初，记者一行跟随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考人员来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，仅仅体验了几天，就出现头疼、胸闷，甚至无法入睡的不适现象。

然而，保护区有这样一对父子。父亲许春来从1983年保护区创建时，就守护在这里；1996年，父亲退休，又把接力棒交给了大学毕业的儿子许东华，让他继续守护在保护区。

如今，父子俩已接力在保护区守护了39年，不仅见证了保护区的变迁，而且用坚守和奉献向人们诠释保护区人的精神。

7月1日，在库尔勒市孔雀小区的一栋楼房里，许东华和父亲许春来合影。石榴云/新疆日报记者赵梅摄

历时5个月搭建起首批管护站

在库尔勒市孔雀小区的一栋楼房里，81岁的许春来拿出一张黑白照片向记者讲述保护区建设初期的情景。

“我是1983年9月28日来到保护区的，照片是1984年秋天我们在保护区搭建管护站时拍摄的。”他说，那一年，他42岁，是保护区第一批守护者，也是保护区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。

1984年秋季，许春来在保护区搭建管护站时的工作照。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

当时，国家正在组建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，保护区还没有办公地点和管护设施。“我在若羌生活了很多年，比较熟悉当地环境，组织就指定我和另外两个同事负责保护区管理机构和管护站的选址、建设。”许春来说。

那会儿，在高原上建管护站很困难，气候寒冷，变化也剧烈，没有房子，也没有帐篷，许春来和同事带着铺盖睡在高原上。“吃饭自己要带锅，在戈壁滩上挖个坑，把锅支好，去有水的地方打些水，捡些干柴，把水烧开，泡点馕，吃点咸菜，一顿饭就解决了。”他说，到了晚上，为了睡觉暖和点，也为了防狼和熊，必须点个火堆，“遇到刮风、下雨、下雪，就用被子遮挡，经常被子都湿透了。”

从1984年6月初至10月底，许春来和同事们历经了5个月，终于在保护区了建起了4个管护站。

1984年秋季，保护区东部的卡尔墩管护站开建现场。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

保护区建设初期，许春来和同事上山巡护的内容主要是熟悉地形，向周边牧民宣传生态保护，让牧民维护保护区生态环境。“当时，路况很差，去一次管护站至少需要5天。一路上‘车在路上跳，人在车上跳’，探路、陷车、拖车、修车更是家常便饭。”他说，车辆只能用于接送工作人员进出保护区，平时外出巡护并没有车，多数时间靠步行，路程远了，就骑驴、骑骆驼。

许春来说，那些年，工作环境虽然远不如现在，但是，他从没觉得辛苦过。“我参与过保护区的创建工作，总觉得保护区就像自己的家一样，在那里做什么都觉得是应该的。”他说，每次进山，看到保护区成群藏野驴跟着车跑，藏羚羊、野牦牛四处撒欢，湖泊周边栖息着密密麻麻的赤麻鸭、斑头雁等水鸟，不由得会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。

然而，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，有人在保护区发现了砂金，大量淘金者涌入保护区乱采滥挖，盗猎现象随后出现。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开始大幅减少，保护区东部的依协克帕提管护站附近的藏羚羊、野牦牛等野生动物看不见了。”许春来说，淘金者非常疯狂，工作人员劝阻，他们根本不听，仗着人多，抢夺工作人员枪支、相机，甚至跑到管护站打砸抢……上世纪90年代初，国务院先后3次召开新、青、藏三省区联防紧急会议，发布三省区联合公告，成立联合工作组进入保护区开展联合清理工作，采金问题逐步被制止。

听从父亲建议儿子接力守护保护区

1996年，55岁的许春来退休了。退休前，他有个愿望，想让儿子许东华继续守护在这里。

那一年夏天，22岁的许东华刚从西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毕业，正在谋划自己的未来。父亲突然问他将来有何打算，“你是在保护区大院长大的，保护区就像你的家。现在保护区科考工作需要外语翻译人才，你学的正好是英语专业，就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了，来这里踏踏实实工作吧。”

许东华受父亲影响，从小就喜欢各种野生动植物，对保护区也充满了向往，他听了父亲的建议。

然而，之前许东华并未跟父亲去过保护区。当他第一次来时发现，这里和他想象中并不一样。“高原上动物是很多，风光也很独特。但是，在这里工作，要克服高原反应，还要学会面对单调、孤独的工作环境，学习各种野外生存技能……”他说。

当时，保护区和外界联络的通讯工具也很落后，“有个需要架设天线的电台，还经常受天气干扰，有急事给局里汇报时，守着电台‘喊’几天，才能联系上。”因此，看到有人陆续辞职离开，许东华也犹豫过。

而随着他和野生动物“亲密接触”，尤其是参与藏羚羊样线调查科考工作后，他放弃了离开的想法。

2020年夏季，许东华在保护区西部藏羚羊产羔地科考中留影。许东华摄

1998年，保护区管理局与国外专家合作，开启了藏羚羊样线调查科研工作，许东华负责给国外专家当翻译和助手。

那是他第一次在兔子湖区域亲密接触藏羚羊。“当时，正在下大雪，成群的藏羚羊在漫天大雪中产仔，场面非常壮观。”那一刻，许东华突然被藏羚羊顽强的生命力深深打动，“这里海拔高、植被少，气候环境还很恶劣，藏羚羊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繁衍后代？”此后，他对藏羚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开始持续关注和研究这种动物。

然而，1999年6月，当他再次来到兔子湖进行样线调查工作时，却看到大量藏羚羊被猎杀的场景，“900多只被剥皮的藏羚羊尸体躺在山谷里，不少藏羚羊肚子里已经有成形的小羊，一些刚出生的小羊，因为找不到奶吃，已经被饿死……”血腥的场面，让他心疼又愤怒。

“也是这些工作经历，让我产生了要保护好藏羚羊的想法，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藏羚羊样线调查科考工作。”许东华说，由于那些年的盗猎现象，兔子湖产仔地的藏羚羊种群数量降至5000只左右。2002年后，盗猎现象减少，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数量才开始稳步上升。

参与科考二十余年熟知一草一木

许东华刚工作的那几年，正值保护区集中力量打击反盗猎的时期。

电影《可可西里》巡山队员和盗猎分子激烈的枪战画面，曾经让很多人震撼。许东华说，他们在保护区追捕盗猎者时，虽然没有遇到过此类事情，但危险也并不比电影中小。

“当时，路况车况都很差，每次前往保护区西部追捕盗猎者，路上频繁陷车、拖车、修车，遇到穷凶极恶的盗猎者，对方还拿枪对着我们开火，有时候子弹就在耳边啾啾地飞。”他说。

一次，他和同事在兔子湖区域抓获了两名盗猎者，当时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未赶到，他们只好把盗猎者捆在帐篷里，“后来一名盗猎者半夜解开绳索逃跑了，当时帐篷放有菜刀等厨具，事后想想，挺后怕的。”

电影《可可西里》中巡山队员陷入流沙的场景，许东华觉得是虚构。然而，在保护区工作，其他意外情况却时有发生。

1998年夏季的一天，他在陪同美国专家在兔子湖区域进行调研时，天气突变，黑云很快聚集，紧接着，电闪雷鸣，下起大雨。“当时，我们正往营地赶，我手里拿了一个测量用的钢卷尺，结果，一道闪电过来，把我打倒在地，钢卷尺被打出十几米远。”他说，被同事们拉起来，蒙了许久，“大家都说我捡了一条命，那次经历也让我们总结教训，有极端天气，千万不能再带钢卷尺。”

许东华说，就像父亲从没给他说过工作艰辛一样，他也从未给父亲说过自己的危险经历。“我们交流最多的就是保护区的变化，他会经常问我，动物多了没有？道路改善了没有？”许东华说，他不但没觉得工作辛苦，反而从中找到了乐趣，“尤其是接触科研工作以后，会觉得很有意思，也很有成就感。”

经常跟着专家科考，许东华逐渐掌握了藏羚羊样线调查的科学方法。“后来，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科学方法，一直持续观测藏羚羊产仔地的种群数量变化。”他说，根据保护区20余年的考察结果来看，藏羚羊在兔子湖产仔地的种群数量，已经从20年前的5000只左右，增加到了2021年的3.5万只，“这一科学考察结果，对保护区保护和研究藏羚羊物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料。”

2012年，保护区管理局成立了高原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室，许东华被推选为该研究室的主任。从2012年至2021年10月底，他几乎每年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开展科研活动。

多年科考工作，让他对保护区的动植物越来越熟悉。“去年，北京林业大学专家在给黑颈鹤、雪鸡佩戴卫星跟踪器时，因为不熟悉保护区情况，也不了解黑颈鹤、雪鸡分布特点，前期工作开展得一直不顺利。后来，在许东华的建议和带队下，很快给黑颈鹤、雪鸡戴上了卫星跟踪器。”保护区管理局高原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室副主任徐俊泉说。

今年6月底，因为岗位调换，许东华担任办公室主任，不再去藏羚羊产仔地进行样线调查工作，但他依旧密切关注藏羚羊种群数量恢复情况。“藏羚羊是保护区的旗舰物种，它的种群数量恢复，体现出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康性。”许东华说，今年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，藏羚羊的种群数量继续在增加，已经超过了5万只。

许春来说，这些年他虽然没有再去保护区，但每次听到儿子讲述保护区的生态变化，他都很欣慰，“听说我们保护区和中昆仑保护区正共同申请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，这个消息让人很振奋。几代人的坚守和奉献，我们有信心让保护区变得更好。”